后出塞五首

上句“有”字喑含讽意，揭出功业的罪恶本质。“旧丘”犹“故园”，即“老家”。
召募，这时已实行募兵制的“扩（音廓）骑”。蓟门，点明出塞的地点。其地在今北京一带，当时属渔阳节度使安禄山管辖。
这两句模仿《木兰诗》的“东市买骏马，西市买鞍辕”的句法。
道周，即道边。
斑白，是发半白，泛指老人。居上列，即坐在上头。
酒酣，是酒喝到一半的时候。庶羞，即莱肴。白居易诗“人老意多慈”，老人送别，只希望小伙子能多吃点。
别有赠，即下句的“吴钩”。“别”字对上文“庶羞”而言。
吴钩，春秋时吴王阖闾所作之刀，后通用为宝刀名。深喜所赠宝刀，暗合自己“封侯”的志愿，所以“含笑”而细玩。
洛阳东面门有“上东门”，军营在东门，故曰“东门营”。由洛阳往蓟门，须出东门。这句点清徵兵的地方。
河阳桥在河南孟津县，是黄河上的浮桥，晋杜预所造，为通河北的要津。
大旗，大将所用的红旗。《通典》卷一百四十八：“陈（阵）将门旗，各任所色，不得以红，恐乱大将。”这两句也是杜甫的名句，因为抓住了事物的特徵，故能集中地表现出那千军万马的壮阔军容，下句化用《诗经》的“萧萧马鸣”，加一“风”字，觉全局部动，飒然有关塞之。
幕，帐幕。列，是整齐的排列着。这些帐幕都有一定的方位和距离。
因为要宿营，所以各自集合各自的部队。
因军今森严，故万幕无声，只见明月高挂无中。上句也是用环境描写来烘托“令严”的。
悲笳，静营之号，军令既严，笳声复悲，故惨不骄。
大将，指召募统军之将。“嫖姚”同“剽姚”，汉武帝时，霍去病为嫖姚校尉，尝从大将军卫青出塞，故以为比。
“古人”“今人”都指边将说。重高勋，即贪图功名。《昔游》诗所谓“将帅望三台”。因贪功名，故边疆多事。
边将贪功，本该制止，偏又皇帝好武，所以说“岂知”。有怪叹之意。“亘”是绵亘不断。
天地四方为“六合”，这里指全国范围以内，全国既已统一，便无出师必要，但还要孤军深入，故用一“且”字。且，尚也。跟上句“已”字对照。
遂使，于是使得。承上“且孤军”来，貔，音琵，即貔貅，猛兽，这里比喻战士。边将贪功，人主好武，这就使得战士们为了统治者的企图而拼命。勇，是勇往：所闻，是指地方说的，即下文的“大荒”“玄冥”。《汉书：张骞传》：“天子（武帝）既闻大宛之属多奇物，乃发间使，数道并出。汉使言大宛有善马，天子既好宛马，闻之甘心，使壮上车令等持千金以请宛王善马。”即此“所闻”二字的本意。
大荒，犹穷荒，过去所谓“不毛之址”。
《安禄山事迹》：“禄山包藏涡心，畜单于护真大马习战斗者数万匹。”诗句当指此。
玄冥，传说是北方水神，这里代表极北的地方。这两句要善于体会，因为表面上好像是对皇帝效忠，其实是讽刺，正如沈德潜说的：“玄冥北，岂可开乎？”
上既好武，下自贪功，故奏捷日至。《通鉴》二百一十七：“天宝十三载四月禄山奏击奚破之，虏其王。十四载四月奏破奚、契丹。”
点破“献凯”只是虚报邀赏。两蕃，是奚与契丹；静无虞，本无寇警。
渔阳：郡名，今河北蓟县一带。其地尚武，多豪士侠客，故日豪侠地。
辽海，即渤海，粳音庚，晚熟而不黏的稻。来东吴，来自东吴。
周代封建社会把人分成十等：王、公、大夫、士、皂、舆、隶、僚、仆、台。这里泛指安禄山豢养的爪牙和家僮。罗和练都有光彩，故曰“照耀”。这以上几句，写禄山滥赏以结人心。《通鉴》（同上）：“天宝十三载二月，禄山奏所部将士勋效甚多，乞超资加赏，于是除将军者五百余人，中郎将者二千余人。禄山欲反，故先以此收众心也。”即其事。
主将，即安禄山.天宝七载禄山赐铁券，封柳城郡公：九载，进爵东平郡王，节度使封王，从他开始。
上都，指京师，即朝廷。凌，凌犯，目无朝廷。
写禄山一方面又用恐怖手段来俯制众口，当时本有人告安禄山反，玄宗为了表示信任，反将告发的人缚送禄山，因之“道路相目，无敢言者。”（见《禄山事迹》）
是良家子，故不肯从逆：出师多门，故能揣知主将心事。二句是下文张本，多门，许多门道，有多次意。
益，是增益，“思”字照过去读法应作去声，愁思，即忧虑，是名词。
所忧在国家，放觉身贵上不值一说。下二句正申“不足论”。
跃马，指身贵，兼含从军意，刘孝标《自序》：“敬通（冯衍）当更始之世，手握兵符：跃马食肉。”
坐见，有二义：一指时间短促，犹行见、立见：一指无能为力，只是眼看着：这里兼含二义。长驱，言其易。河洛昏，指洛阳行将沦陷。当时安禄山所部皆天下精兵。
间读去声，间道归，抄小路逃回家。
这句直照应到第一首。初辞家时，进庶羞的老者，赠吴钩的少年，都不见了，一切都完蛋了。
恶名，是叛逆之名，禄山之乱，带有民族矛盾性质，这个士兵不肯背叛，是完全值得肯定的。

　　《后出塞五首》当作于公元755年（唐玄宗天宝十四载）冬，安禄山反唐之初。目的在于通过一个脱身归来的士兵的自述，大声疾呼的揭露安禄山的反唐真相，叫唐明皇快快清醒过来，并指出养成禄山反叛的原因，即在于他自己的好大喜功，过宠边将，以致禄山得以边功市宠、形成养虎贻患。

　　《后出塞五首》组诗叙写开元（713—741）天宝（742—756）年间一位军士从应募赴军到只身脱逃的经历，通过一个人的遭遇深刻反映了天宝之变的“酿乱期”的历史真实。

　　自开元中玄宗改府兵制为募兵制，兵农分离，出现了职业兵。德宗时李泌论募兵制是祸乱的根源，说这种应募的兵士，既非土著，又无宗族，重赏赐而轻生。《后出塞五首》主人公正是这样一个应募者形象。一无牵挂的汉子，乐意当兵吃粮。诗中提到相赠吴钩的“少年”，当属唐诗中常常写到的少年游侠一类人物。物以类聚，此诗主人公也应是这一类人物。组诗第一首系主人公自叙应募动机及辞家盛况；第二首叙赴军途中情事，尚归美主将；第三首是诗人的议论；第四首则揭露蓟门主将的骄横；第五首则写逃离军旅的经过。此组诗的突出成就，便在塑造了一个“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”。对此诗的赏析，便应围绕这一中心来进行。

　　一度怀着功名万里雄心的军士后来逃归，其逃离的动机，诗中说得很清楚，是由于他在蓟门军中看到“主将”（当指安禄山）日益骄横、目中无君，而朝廷一味姑息养奸“主将位益崇，气骄凌上都，边人不敢议，议者死路衢”，自己本为效忠国家而来（“誓开玄冥北，持以奉吾君”），不料却上了“贼船”，“坐见幽州骑，长驱河洛昏”，因而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了。

　　诗一开始就讲得很明白，主人公赴边的目的就是追求“封侯”，“首章便作高兴语，往从骄帅者，赏易邀，功易就也。”（浦起龙）此人正是第三首所谓“重高勋”的“今人”、“奋身勇所闻”的“貔虎士”中的一员。“拔剑击大荒，日收胡马群；誓开玄冥北，持以奉吾君”，也正属于这类人物的夸耀口吻。从第一首“男儿生世间，及壮当封侯”到第五首“跃马二十年，恐辜明主恩”的表白，可见主人公求取功名封赏的思想是一贯的，并未发生何种转变。“古人重守边”六句，不能理解为诗中人思想的转变，而只能理解为诗人自己对时事的评议，或者说它们恰恰是诗人对笔下人物思想、行动的一种批判。说这是杜甫微露本相的地方还不够，应该说这是作者直接激扬文字，站出来表态。这种夹叙夹议的手法，在杜甫诗中原是并不罕见的。

　　据《通典》称：“国家开元天宝之际，宇内谧如，边将邀宠，竟图勋伐，西陲青海之戍，东北天门之师，碛西怛罗之战，云南渡沪之役，没入异域数十万人，向无幽寇内侮，天下四征未息，离溃之势，岂可量邪！”当时的边境战争，唐玄宗好战固然是一个原因；兵制的改变，也同样是个重要原因。府兵原是寓兵于农的一种兵制，将帅不能拥兵自重，故唐朝前期没有武夫割据事件。而募兵之行，诚如李泌所说，应募兵士多是不事生产的亡命之徒，他们贪功重赏，形成军中好战心理。上自朝廷，下至士兵，互相影响，正是“岂知英雄主，出师亘长云。六合已一家，四夷但孤军。遂使貔虎士，奋身勇所闻。”对侵侮邻国的兴趣随战争的进行愈来愈浓厚，野心的将帅也就得到长成羽翼的机会。

　　《后出塞五首》就艺术地再现了这一特定时代的历史生活。诗中主人公正是募兵制下一个应募兵的典型形象。他既有应募兵通常有的贪功恋战心理，又有国家民族观念。他为立功封爵而赴边，又为避叛逆的“恶名”而逃走。组诗在欢庆气氛中开头，凄凄凉凉地结尾，是一出个人命运的悲剧。